臨汾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(fā)祥地之一,,也是中國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支柱之一,,襄汾陶寺遺址,是從時空上考古探索中國文明核心形成,、最初中國誕生的重要節(jié)點,。從1978年至今,,先后20多年的考古發(fā)掘,陶寺遺址取得了令世人震驚的考古成果,。專家論證,,這里是“最早”中國。
陶寺遺址與堯都傳說
李學勤(清華大學教授,,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,、首席科學家):“堯都平陽”之說見于西晉皇甫謐的《帝王世紀》佚文,如《史記?五帝本紀》《集解》所引云:堯都平陽,,于《詩》為唐國,。并載《括地志》說: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。平陽這個地名,,見《左傳》昭公二十八年,,春秋時已經有了。晉州,,就是今山西臨汾,。《太平寰宇記》卷四十引《帝王世紀》則說:帝堯始封于唐,,又徙晉陽,,及為天子,都平陽,。平陽即今晉州,,晉陽即今太原。
堯為陶唐氏,,商周間的唐國是其后裔,,被周人所滅,于是周成王把弟弟叔虞封于唐,,稱唐叔虞,,就是后來晉國的始封,。叔虞所封之地,自漢以來有異說,,大多認為在晉陽,,也即今山西太原。
直到清初顧炎武作《日知錄》,,才加以辨正,。近年臨汾市曲沃、翼城間晉國墓地的發(fā)掘,,證實了顧氏的洞見,。由此上推,唐的位置不會太遠,,堯也不可能北居晉陽了,。“堯都平陽,,于《詩》為唐國”,,《詩經》里的《唐風》即是晉風,這也可旁證“堯都平陽”之說是比較合理的,。
陶寺遺址在文明探源工程中的地位與意義
王?。ㄖ袊鐣茖W院考古研究所所長,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):陶寺遺址是中華文明探源的支柱,,而且是位于中原地區(qū)的支柱,。它使世人看到,早至距今4300年之前,,在晉南地區(qū)已經形成了一個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權力中心,,形成了一個具有金字塔式社會機構、有一定分布范圍,、擁有公共權力,、工官管理手工業(yè)、擁有彩繪陶藝術,、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會,。
陶寺遺址在晉南的興起,表明中國文明核心的形成,,并不局限于豫西地區(qū),,應當處于豫西晉南,甚至包括陜西部分地區(qū)的大中原,。與同時期周邊地區(qū)社會文化發(fā)展水平相比較,,黃河中游地區(qū)的大中原處于領先地位。而陶寺遺址巨大的城址,、文字的使用,、冶金術的使用,,精神文化的發(fā)達程度,都是黃河流域最高水平,,為我們論證中華文明早于距今四千年提供了充足的證據,。
陶寺都邑邦國文明的典型性
王震中(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,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):陶寺都邑應該是古史傳說中的堯都,。從地望上看,,古史傳說中所說的“堯都平陽”,就在陶寺所在臨汾地區(qū),。從碳十四測定的年代看,,恰恰是夏代之前的堯舜時期。從陶寺出土的幾件彩繪龍盤所反映的崇拜對象來看,,陶寺都邑內的龍崇拜是突出的,帶有標志性的,。而在文獻記載中,,龍是帝堯陶唐氏中一個重要的圖騰。因此,,就目前的史前考古與歷史文獻相結合而言,,陶寺遺址是最有條件進行族屬研究的。
陶寺若與帝堯有關系,,就會使我們對古史傳說中堯舜禹聯盟有一個全新認識,。過去稱這種聯盟為部落聯盟,實際上它屬于邦國聯盟(或稱族邦聯盟),。
堯舜禹的身份是雙重的,,他們首先是自己本邦的邦國之君,其次才是族邦聯盟的盟主,。陶寺都邑的發(fā)現以及我們對陶寺與唐堯的關系的研究,,大大改變了人們對堯舜禹時期社會形態(tài)和聯盟性質的認識,這也可以說是古史研究中的一個突破,。
“中”與“中國”由來
何駑(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,、山西陶寺隊隊長):近年來,隨著城址,、宮殿,、王級大墓、觀象臺的陸續(xù)發(fā)現,,陶寺遺址越來越顯現出早期國家都城的特征,,這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,越來越多的學者更傾向于將陶寺遺址視為“堯都平陽”,。2002年,,陶寺城址中期王墓IIM22的頭端墓室東南角出土了一件漆木桿,,為圭表日影測量儀器系統(tǒng)中的圭尺,年代為陶寺文化中期(公元前2100-前2000年),。
“圭”字首先出現在西周金文中,,似乎可以印證圭表始于西周。
《周禮?大司徒》記載:“以土圭之法測土深,、正日景,,以求地中……日至之景,尺有五寸,,謂之地中……乃建王國焉,。”可以看出古人早已認識到圭表測量的功能,,并形成一套建邦立國定都地中的程式化模式,。陶寺圭尺不僅可以用于立中、測日影配合觀象臺觀測制定歷法,,而且還可以用于大地幅員測量,。
陶寺圭尺夏至影長39.9厘米,約合1.6尺,,這恰是“立中”判定“地中”的標準,,北緯35°52′ 55.9″。陶寺城址選址顯然定在“地中”,,所建之都,、所立之國就是“中國”。
不難看出,,在所謂的堯舜禹時期甚至到西周時期,,政權的交替甚或都城的變化都伴隨著圭表“中”的交接或“地中”夏至影長標準的改變,確切說則應是“王者逐中”,,此“中”既是圭表之“中”又是“地中”之“中”,。
“中國”的最初含義即“在由圭表測定的地中所建之都、所立之國”,?!爸袊钡某霈F或形成的物化標志應當是陶寺的圭尺“中”的出現,因為它是在“獨占地中以紹上帝”的意識形態(tài)指導下,,通過圭表測影“立中”建都立國的最直接物證,,它既標志著控制農業(yè)社會命脈的歷法作為王權的一部分,又依據其大地測量功能成為國家控制領土的象征,。這種國家意識形態(tài)及其特殊的圭表物化表征,,是我國區(qū)別于世界其他各國的重要特征,足見沒有比“中國”這個稱謂更貼切的了!
陶寺遺址――華夏文明起源的歷史見證
王克林(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長):陶寺遺址在地理位置上處于東周至秦漢時期行政區(qū)域所謂的“河東”地區(qū),。這里歷史厚重,,文化源遠流長,。
《尚書?五子之歌》:“維彼陶唐,有此冀方,?!碧瓶追f達疏:“《世本》云帝堯為陶唐氏,……堯都平陽,,舜都蒲坂,,禹都安邑,相去不盈二百,,皆在冀州,,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?!薄秴问洗呵?有始覽》:“兩河間為冀州,,晉也?!薄度罩?卷二》:“古之天子常居冀州,,后人因之,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,?!碧账逻z址即為史載堯都平陽,,地處冀州,,屬于龍山時代的晚期??脊刨Y料與歷史記載,,為我們說華夏文明形成于河東,提供了看得見,、摸得著的物證,。
陶寺遺址絕非一般的遺址,應是當時政體聯盟的政治中心所在,,與《尚書·堯典》“協(xié)和萬邦”的史事相合,。陶寺遺址則應是唐虞“朝廷”所在之都邑。鑒于此,,我們認為中國歷史上朝代序列應從唐堯開始,。
責任編輯:王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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