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5年侯馬盟書的發(fā)現(xiàn),，是新中國考古工作中的一件大事,?！逗铖R盟書》考古報告的及時出版,，也曾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注,。侯馬盟書是幸運的發(fā)現(xiàn),，也是偶然中的必然,，1956年成立的侯馬文物工作站對當時每一項基建工地都配合的很緊密,，考古發(fā)掘工作做得很認真,。今年是侯馬盟書發(fā)現(xiàn)50周年,，盟書的發(fā)掘者及盟書報告的編寫者之一張守中回顧了盟書發(fā)現(xiàn)與整理研究往事。
——題記
侯馬晉國遺址是1961年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保單位之一,。侯馬地處曲沃盆地的汾澮兩河之交,，這里土地肥沃，盛產(chǎn)麥棉,，是晉國晚期都城新田故地,。山西省文管會1956年在此設立侯馬文物工作站，配合侯馬市區(qū)建設,，保護文物進行考古發(fā)掘,。通過調(diào)查勘探，在同蒲路以西發(fā)現(xiàn)古遺跡十分豐富,，有平望,、臺神、牛村古城址,，配合平陽機械廠發(fā)掘有鑄銅遺址,，在澮河南岸的上馬村，發(fā)掘一批東周墓葬,。1965年,，侯馬市擬建設一新電廠，經(jīng)過城建和文物部門碰頭會商，廠址選在同蒲路以東澮河北岸秦村西側,，這一帶地勢平坦,，古文化層單一，然而事情發(fā)展卻出乎人們意料,，在電廠施工中出土了全國罕見的大量盟書,。侯馬電廠工地的考古發(fā)掘工作由陶正剛負責，侯馬工作站多數(shù)業(yè)務人員都曾參與工作,，不過在盟書出土之前,，大家并未認知這里是一處盟誓遺址。
一,、盟書的發(fā)現(xiàn)
侯馬盟誓遺址的發(fā)掘,，起于1965年11月，訖于1966年5月,，是跨年度發(fā)掘,。首批盟書標本發(fā)現(xiàn)于1965年12月中旬，這一天上午隊長陶正剛在工地值守,，曲沃縣農(nóng)業(yè)中學的同學們在電廠參加勤工儉學勞動,，在掘土中碰到一件件帶土的玉石片，上面隱約有朱書字跡,，同學們感到很新奇,，這個拿一片那個拿一片，出土的石片當即被分散了,，陶正剛得知消息,，立即察看了現(xiàn)場，隨即向老師,、同學們宣傳保護文物的重要意義,，使分散的石片及時收回，這就是編號為第16坑的60件盟書標本,。筆者首次見到盟書標本是在這一天的中午,，準備到電廠工地換班接替陶正剛，我們在侯馬火車站南道口相遇,，陶正剛把工地發(fā)現(xiàn)有字玉石片的經(jīng)過告訴我,，并從背包中取出用手帕包著的幾件標本讓我看，當時我倆都意識到這是一項重大考古發(fā)現(xiàn),。后來想想后怕,，倘若盟書回收不及時，珍貴的60件盟書標本就有流失的可能,。
侯馬發(fā)現(xiàn)朱書文字的消息迅速傳至太原和北京,，文化部文物局謝辰生同志專程由北京趕來侯馬,。山西省文工會副主任張頷正在平原四清工作隊，聽到消息后,，請了7天假趕到侯馬,。張頷察看了發(fā)掘工地和出土的玉片文字，用5天時間趕寫了一篇簡報,，并囑筆者對標本文字作了臨摹,。12月下旬，謝辰生帶著部分玉片朱書標本和簡報稿返回北京,，這就是后來發(fā)表在《文物》月刊1966年第2期上的簡報《侯馬東周遺址發(fā)現(xiàn)晉國朱書文字》。
二,、郭沫若為盟書定名
在侯馬盟書發(fā)現(xiàn)前夕,，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到山西永濟縣慰問中科院下鄉(xiāng)干部，回程擬在侯馬考察,。當時侯馬站已做好接待準備,，但郭老因患感冒臨時改變行程，1965年11月30日上午在侯馬火車站稍停,，直接去了太原,，只有隨同郭老出行的夏鼐、徐旭生,、張政烺等先生考察了侯馬文物工作站,。就在郭老離開山西不久，第一批侯馬盟書出土問世,。讓我們感到驚喜的是,，1966年《文物》第2期刊載張頷簡報的同期，也刊載了郭老的《侯馬盟書試探》,。郭老文章開首寫道：“讀了張頷同志的《侯馬東周遺址發(fā)現(xiàn)晉國朱書文字》,，同時也看到了好幾片玉片上的筆寫朱書，我認為這些玉片上的朱書文,，是戰(zhàn)國初期周安王十六年趙敬侯章時的盟書……”郭老文章中對玉片上朱書文字作了進一步的解讀：“敢不盡從嘉之明”的“明”字應讀為盟,。侯馬盟書由此得名。
三,、王冶秋同志關注盟書
由于歷史原因,，侯馬盟書整理研究工作停頓多年。情況直到1973年8月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同志來山西視察方有了轉機,。
8月8日,，王冶秋同志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觀摩了盟書標本。次日,，在領導安排下,，我?guī)Я藥變悦藭”沮s到太原迎澤賓館向冶秋同志作了匯報。這天上午，山西省領導邀冶秋同志在省圖書館會議室為文物圖書館干部作報告,，冶秋同志在談到出土文物的整理與研究時,，明確地提出要及時公布考古發(fā)掘資料，不要積壓,，更不要壟斷,。關于侯馬盟書，他提出盡快整理出版,，把資料公布于眾,，便于學術界共同研究。冶秋同志的一席話,，對盟書整理工作是極大的推動,，事后山西省有關領導及時召開會議，抽調(diào)人員成立侯馬盟書整理小組,，經(jīng)費方面給予大力支持,，并限期完成編寫任務，此后侯馬盟書的整理編寫工作,，有了一個相對穩(wěn)定的良好環(huán)境,。
四、整理小組鼎足而三
侯馬盟書整理小組成立,，宣布名單時本有4人,，因負責照像工作的一人始終未到位，所以整理小組就只有張頷,、陶正剛,、張守中三人。整理小組沒有任命組長,，但三人工作非常協(xié)調(diào),，分工合作配合默契。三人都有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,，不圖名利地埋頭苦干,。
王冶秋局長8月上旬離開太原回北京前，對出版侯馬盟書期望很高,，曾要求期限一年完成任務,。盟書整理小組開展工作起步的時間是在1973年8月下旬，三人雖然盡心盡力,，但由于盟書出土數(shù)量大,，內(nèi)容豐富，研究工作本身需要有一個熟悉材料的認識過程,，并且中間還不時有其他的事,，最終盟書整理小組苦戰(zhàn)兩年零四個月才完成書稿編寫任務,。《侯馬盟書》于1976年12月出版問世,，當時《侯馬盟書》出版的消息刊發(fā)在《人民日報》《光明日報》《山西日報》,。
五、盟書臨摹的苦甘
侯馬盟書摹本送到北京,，出版社責任編輯經(jīng)過審核發(fā)現(xiàn)了問題,，提出摹本與照片文字不相吻合，要求返工,。當時的情況是,，盟書的照像工作遲于臨摹工作，且在北京進行,，作為盟書的臨摹者我手頭本沒有原大的盟書照片,，現(xiàn)在提出摹本返工讓我無奈，但平心而論,，責任編輯提出的意見是很對的，為了書的質量摹本只得返工,。
這一次,，再重摹有了高清晰度的原大照片，摹寫起來順暢許多,，不但速度快,，質量也有提升，可謂事半功倍,，返工活做的值得,。事后回顧摹本返工，最終受益的還是我自己,，前輩學者唐蘭,、商承祚先生看到盟書摹本嘖嘖稱是。兩年時間我先后摹寫盟書8萬余字,，從書法學習的角度看,，是可遇不可求的機緣，臨摹侯馬盟書使我受益良多,。
盟書的研究工作需要集思廣益,，今天我對盟書的認識水平來自多位前輩學者的引導。雖然郭沫若,、王冶秋,、唐蘭、商承祚,、陳夢家,、張政烺,、孫常敘、朱德熙等多位先生已經(jīng)仙逝,，但他們曾對侯馬盟書的出土高度關注,，或親自撰文并參加討論。當初倘若沒有王冶秋局長親自過問,，《侯馬盟書》也難以問世,。
今天我們要懷念感謝前輩們的支持和幫助。而《侯馬盟書》的出版,，只是對盟書開展研究的第一步,，兩千多年前晉國古人的盟誓文字內(nèi)容，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今人所能搞清楚的,。2005年秋在侯馬召開晉文化暨侯馬盟書出土40周年研討會,，全國各地學者發(fā)表論文近30篇，再一次對盟書的時代,、主盟人,、盟書分類以及對盟書中一些關鍵字的識讀，展開熱烈的討論,。學術界的爭鳴是推動盟書研究工作的動力,。對盟書的正確認識，需要逐漸消化,，同時也需要有相關的新材料來參照對比,。溫縣盟書發(fā)現(xiàn)于1979年，它與侯馬盟書時代,、國別相近,，且出土數(shù)量豐富。我們期待溫縣盟書材料的早日公布,。
侯馬盟書本身的研究工作,，任重而道遠。（張守中）
責任編輯：秦芳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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