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先,,針對文明風尚的物質(zhì)化偏頗,,他們彰顯了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。戊戌思想家重視“開民智而導文明”,,對中西文明有所比較,。梁啟超既肯定世界“漸進于文明大同之域”的趨勢,,把文明看作一個相對的進化過程,又闡述了近代文明的一些基本原則,,而法律的繁備就是其重要內(nèi)容(《論中國宜講求法律之學》),。孫中山也提出“要擇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來救我們中國”,主張“不能共和”,,就是“不知世界的真文明”(《在東京留學生歡迎大會上的演說》),。
當社會思潮聚焦于由物質(zhì)和制度來對比中西差距時,,他們又大倡精神文明。在康有為看來,,“國之文明,,全視教化。無教之國,,即為野蠻無教之人,,近于禽獸”(《孟子微》卷八)。梁啟超強調(diào):“文明者,,有形質(zhì)焉,,有精神焉。求形質(zhì)之文明易,,求精神之文明難,。精神既具,則形質(zhì)自生,。精神不存,則形質(zhì)無附,。然則真文明者,,只有精神而已?!保ā秶袷笤獨庹摗罚┧珜У摹熬裎拿鳌辈幌抻趥鹘y(tǒng)教化,,更借重于近代啟蒙思想,強調(diào)“思想自由,、言論自由,、出版自由,此三大自由者,,實惟一切文明之母”(《清議報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(jīng)歷》),。循此思路,梁啟超在世紀之交宣傳融合中西的“新民說”,,以塑造新型國民,。20世紀初年,魯迅也認為物質(zhì)生活“不足盡人生之本”,,由“客觀的物質(zhì)世界”轉(zhuǎn)向“主觀之內(nèi)面精神”,,才是“將來新思想之朕兆,亦新生活之先驅(qū)”,。他認為歐美文明的根本“首在立人,,人立而后凡事舉”,故提出“主觀之內(nèi)面世界”,,“尊個性而張精神”是20世紀文明與19世紀物質(zhì)文明“異趣”之所在(《文化偏至論》),。
其二,,他們辨析了奢侈與文明的本質(zhì)區(qū)別,重視道德修養(yǎng),。在物質(zhì)化,、形式化追求中,清末新風俗漸漸衍成奢侈消費,。比如,,本意是“務求節(jié)儉,以挽回奢侈習俗,,而免經(jīng)濟生活之障礙”(徐珂編《清稗類鈔》)的“文明婚禮”,,實踐中卻變得奢侈鋪張,較之舊式婚禮有過之而無不及,。賽車,、賽馬、踢球作為“文明游戲”也是泥沙俱下,。民國初年,,交誼舞在社會化、商業(yè)化過程中,,與都市社會的頹廢風氣結(jié)下了不解之緣,。汽車使城市交通得以改善,但潛藏的市儈氣息隨之暴露出來,。民初轎車肇事傷人接踵不斷,,輿論譏諷北京的“十大特色”就包括“汽車在狹道上人叢內(nèi)橫沖直撞,巡警不加阻攔”,;“高級軍官不騎馬,,而乘汽車飛跑,若開往前敵然”(上?!稌r報》1919年8月12日),。上海、天津,、南京,、廣州等地市民視汽車為吃人的“市虎”。物質(zhì)文明如果沒有相應設(shè)施和道德規(guī)范加以配合,,則可能成為危害大眾的奢侈品,。
針對這類現(xiàn)象,近代思想家不乏批評和建議,。孫中山認識到“文明有善果,,也有惡果,須要取那善果,,避那惡果”,,并認為實現(xiàn)這個目標的途徑就是民生主義(《在東京〈民報〉創(chuàng)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》),。章太炎看到了社會進化的必然性,又對“進化之用”的負面效果有所認識,,指出善惡“俱分進化”的情形,。當民初風俗日益澆漓之時,他于1912年提出:“賭博啟人僥幸心而妨害恒產(chǎn),,應嚴禁,。其競馬斗牛等亦然?!薄霸诠矆鏊?,效外人接吻、跳舞者,,男女雜沓,,大壞風紀,應由警察禁止,?!保ā吨腥A民國聯(lián)合會第一次大會演說辭》)近代知識界的重要刊物《東方雜志》重視倡導良風美俗?!耙粦?zhàn)”爆發(fā)后,,該刊更是呼喚“先民勤儉節(jié)約”的美德,宣傳“勤儉生文明”的觀點(《說儉》,,《東方雜志》第14卷,第6號)。
陳獨秀認為,,愛國主義不只是“為國捐軀”,,還應養(yǎng)成高尚的“國民性質(zhì)”,即具備勤,、儉,、廉、潔,、誠,、信六種品德?!吧莩拗疄楹?,自個人言之,貪食漁色,,戕害其生,,奢以傷廉,墮落人格,?!試疑鐣灾?,俗尚奢侈,國力虛耗,,在昔羅馬,、西班牙之末路,可為殷鑒”(《我之愛國主義》),。蔡元培進一步揭示了文明消費的本質(zhì):“文明者,,利用厚生之普及于人人者也”。如道路設(shè)施,、電燈照明,、普及教育、圖書館和博物院等等,,“所費雖多,,而不得以奢侈論”。相反,,“奢侈者,,一人之費,逾于普通人所費之均數(shù),,而又不生何等之善果,,或轉(zhuǎn)以發(fā)生惡影響”(《文明與奢侈》)。這些看法揭示了文明的社會性和本質(zhì)特征,。
其三,,摒棄近代文明觀的殖民主義意識。18,、19世紀,西方資本主義迅速發(fā)展,歐洲上層社會以禮儀和教養(yǎng)相標榜的文明觀趨于淡化,,以種族差異為核心的文明觀取而代之。隨著殖民主義的擴張,,以西方文明為價值尺度的話語霸權(quán)逐步建構(gòu)起來,。
近代學者大體在開化、有教養(yǎng),、人類物質(zhì)成果和精神成果總和的意義上使用了近代文明概念,,而其思想意識卻不是西方的翻版。梁啟超既承認文明,、野蠻的差距,,又不乏揭露西方文明虛偽性和列強侵略的文字。嚴復指出:“今之所謂文明,,自老子觀之,,其不為盜夸者,亦少矣,?!保ā丁蠢献印翟u語》)章太炎則尖銳地批判了西方文明觀,,看到“今之言文明者,非以道義為準,,而以虛榮為準,。持斯名以挾制人心,然人亦靡然從之者”的現(xiàn)狀,,洞悉列強以文明為旗幟來進行侵略的實質(zhì),。鑒于文明一詞不能標示真正的是非和道義,他提出:“誠欲辨別是非者,,當取文明野蠻之名詞而廢絕之,,寧沾沾焉隨俗為向背乎?”(《復仇是非論》,,《章太炎全集》第四卷)魯迅也反感近人“引文明之語,,用以自文”的風氣,指出歷史上“以力角盈絀者,,于文野亦何關(guān),?”換言之,民族之間的強弱勝負并不一定表明文,、野之分,。因此,他反對一些人“托近世文明為后盾,,有拂戾其說者起,,輒謚之曰野人”的做法(《文化偏至論》)。
近代思想家對文明風尚的負面效果有所認知,,對文明語話的思想蘊含有所辨析,,但其思想見解多被社會時潮淹沒了。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前后,,一些西方學者傾向于以“文明”指稱人類創(chuàng)造的物質(zhì)成果,而以“文化”概括人類創(chuàng)造,、積淀的精神成果,。在借鑒西學、反思時潮的過程中,,五四知識分子正本清源,,日益傾向于選擇“文化”而非“文明”來進行思想探索。當時講東西文化名噪一時的梁漱溟認為:“文化”與“文明”有別,,政治制度以及“生活中呆實的制作品算是文明”,,而“生活上抽象的樣法是文化”。他把文明看作有形物質(zhì)生活的“成績品”,,也包括社會制度,,而文化則是抽象的人生哲學,、精神理念以及道德修養(yǎng)(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》),兩者處于不同的價值層面,。梁啟超,、陳獨秀等人亦有類似評論。他們賦予文化以更多的精神色彩并大加倡導,,淡化了偏重形質(zhì),、甚至帶有殖民主義意識的文明話語,從而推動了社會思潮由凸顯趨同性的文明轉(zhuǎn)向蘊含民族特質(zhì)的文化,。
大約在1919年,,“文化”逐漸取代“文明”而成為知識界的主流話語。章太炎廢絕“文明野蠻之名詞”的呼吁在清末還只是空谷足音,,五四以后則變成了現(xiàn)實,。有人在1920年指出:1919年最流行的名詞是“新思想”,現(xiàn)在則“‘新文化’乃代之而興,?!薄巴ǔK^文明,蓋指制度,、文物,、風俗、習慣等外的狀態(tài)而言,。至于文化,,則兼有內(nèi)的精神的意味”。故“今日之新文化,,乃19世紀文明之反抗,,所以補其偏而救其弊者也?!保ā缎挛幕畠?nèi)容》,,《東方雜志》第17卷19號)與東方文化派偏重傳統(tǒng)不同,五四新文化人更強調(diào)以近代自由、平等以及個性解放等價值觀念來完善精神生活,。
綜觀之,,近代所謂“文明”,是在西方觀念和社會時潮雙重作用下建構(gòu)的話語,,這個看起來受到全民信仰的價值理念,,在近代中國并非至善至美,而是明顯地帶有工具化色彩,。近代知識界闡揚其正面意義時,,也對其負面或異化現(xiàn)象有所認知,其中有些見解在今天看來仍有意義。對于歷史研究者來說,,理性而全面地反思近代理念無疑是大有裨益的,。(羅檢秋/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)
來源:新華網(wǎng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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